没 有 尽 头 －GraveⅡ疯与梦

早上五点钟起来去浦东机场接巴黎高师前哲学系主任、荣退教授Claude Imbert。7点钟，国际出口陆陆续续有人出来，但唯独没有一个外国老太太的身影。我举着一张A4的纸，上面写着“BIENVENUE Claude Imbert”，有些垂头丧气，生怕错过了这位长途跋涉的客人。头一天在google image里找过Imbert教授的照片，是一席短发，素朴的面庞。

终于在远处稀稀落落的人群中发现Imbert的时候，她着一身黑色外套，我立即举高了手中的欢迎纸用力地晃了晃，Imbert立即发现了我，朝我笑了笑大跨步继续前进。现在有些惊叹，Imbert的视力至少是跟我一样好的，而她已经75岁了。见面简单地寒暄了一下，我很担心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，再加上时差，Imbert一定会很累，想帮她拿背在身上的包，可Imbert说那是她的电脑，坚持要自己背着。后来我又几次提出帮她背那个似乎挺沉重的电脑包，她都婉言谢绝了。一到下榻的宾馆，Imbert第一件事是照镜子，整理头发；第二件事就是打开她的电脑，联网。

Imbert这次是专程为了同济的会议来中国的，只停留三天。我礼节性地问她要不要去上海周边转转，她说14号要去复旦讲座，15号要准备16日的会议论文，应该是没时间出去玩了。想想这样一个我们看来年迈的法国老太太，花22个小时来回，只为了和中国的学者一起纪念两个法国哲学家的百年诞辰，用她自己也不喜欢的英语给半懂不懂的中国学生讲列维·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梅洛·庞蒂的现象学，她的生命是如何与她大跨步的行走一样灼灼生辉。

与Imbert在一起，只有脸上的皱纹显示她的年纪，而她的眼睛总是崭亮崭亮的。望着上海明媚的阳光，她灿烂地说自己非常幸运，碰到了好天气。头一次和外国教授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我很想和她交谈，但考虑到从巴黎到上海的11个小时飞行，而上海的早晨应该是巴黎的午夜，有些不忍心和她交谈。但一旦交谈起来，她丝毫也不会因为疲惫而敷衍我的问题（其实她根本不承认自己疲惫，几次问她是否困，是否累，她都连声说NO）。因为想做法国哲学，又担心像大家所批评的那样呈现出一个糊里糊涂的法国哲学，我问Imbert如何看待分析哲学家对大陆哲学不甚清晰的批评，Imbert坚决否认现在仍然有continental philosophy这一说，认为这只是19世纪哲学的一个代名词，后来想想也对，Imbert几篇有名的论文就是讨论Frege的syntax，讨论逻辑的非形式主义历史，讨论phenomenological logic，在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Gilles Deleuze一书中她还写了一篇名为"Empiricism Unhinged: from Logic of Sense to Logic of Sensation"的文章。

短短的休息后，下午Imbert就到复旦做讲座。讲座中详细分析了Merleau-Ponty的perception和Levi-Strauss的observation，回应了哲学家们对现象学transcendental position的批评，重申了Levi-Strauss对structure of sensibility的发现。虽然我对new symbolism的细节不甚了解，但Imbert提出的对sensation的逻辑化，提出produce a phenomenological logic却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我无法去问Imbert她或者法国哲学家是如何grasp the real sensibility with structure，但我至少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打开的视域，等待我们去探索。